2013年了望时评第37期：国际金融危机教训仍值得用心审视

　　无论哪个国家，其经济被特定的行业或部门所绑架，都是相当危险的。这种不健康的经济体系面对特定冲击具有高度的脆弱性，一旦该行业的某一环节出现问题，可能对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造成难以预估的冲击

　　5年前，有158年历史的华尔街投行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这被视为美国次贷危机导致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的开端。尽管已经支付了超过30亿美元的法律费用，雷曼公司破产引发的诉讼与赔付迄今尚未结束。国际金融危机的余波也还在继续，美欧相继引爆之后，有向一些新兴市场转移的风险。

　　这场危机冲击后留给世界的制度“遗产”的清理，是更为艰巨的任务。备受诟病的“大而不倒”问题尚未找到可行的解决办法，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在规模、关联度、国际业务、业务复杂性等方面如何加权为综合的监管标准，各方还莫衷一是。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认为，危机之后大型银行的规模反倒越发庞大起来。

　　到目前为止，我国一直在危机风暴的中心之外。但是，以前不在金融地震的重灾区，并不意味着能永久呆在安全地带，忧患之弦时刻不能放松。随着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中国金融体系将在具备更大活力的同时，也面临更高的风险因素。这要求我们更加用心地审视、研究雷曼破产等一系列金融风险事件，从中富有预见性地总结出制度建设的着力点。

　　首先应理顺金融部门与实业部门的关系，确定金融部门为实体经济部门服务的审慎理念。美国次贷危机的肇因，是那些与信用违约互换和资产支持证券相联系的复杂衍生金融工具。

　　自1995年到2009年，这些复杂金融工具的规模扩大了3倍多，而代表实体经济的GDP仅扩张了2倍。这意味着，金融部门对实体经济的索取权增长速度，明显超过了实体部门自身的增长速度。这种过度索取权大大超出了金融部门的生产性服务带来的效益，最终必定导致违约。

　　其次，金融监管的创新要跟上金融工具本身的创新。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总想规避或长久脱离监管的所谓创新，是滋生腐败与欺诈的沃土。尤其要注意在监管者与从业者之间建立“业务防火墙”。日前，下届美联储主席的热门人选萨默斯宣布退出主席竞争，在给奥巴马的信中他解释称，自己“一旦获得总统的提名之后，国会对这一提名的确认过程将会非常刻薄”。萨默斯本人与华尔街联系紧密，曾受雇于超级银行花旗集团和规模庞大的对冲基金德劭基金等多家机构，他还曾提出“取消对银行业的管制规定”的主张，这些都让人们对他能否做好监管持怀疑态度。

　　我国的金融监管还要应付“后发劣势”问题。比如，“影子银行”属于全球前沿性的监管难题，这些监管在发达市场也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2008年以来，全球“影子银行”的规模不仅没有下降，反倒由59万亿美元扩张至67万亿美元。“影子银行”的问题同样摆在中国金融监管面前。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更严厉的银行业监督措施把越来越多的业务活动由传统银行业“推向”了“影子银行”领域。未来“影子银行”规模还会继续扩大，但相应监管机制的有效性尚未通过检验。对中国来说，应对并无成熟解决方案的监管难题，惟有加倍慎重。

　　第三，要避免被单一部门绑架整体经济。雷曼倒闭与它不合时宜地大量买进商业和住宅抵押贷款有关，受市场波动影响，雷曼的贷款抵押品的证券价值大幅缩水，最终让雷曼陷入绝境。雷曼的倒闭是美国复杂金融工具催生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带来体系性风险的缩影。

　　无论哪个国家，其经济被特定的行业或部门所绑架，都是相当危险的。这种不健康的经济体系面对特定冲击具有高度的脆弱性，一旦该行业的某一环节出现问题，可能对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造成难以预估的冲击。

　　国际金融危机的酿成，不仅有监管不足方面的原因，还有人口结构变化等难于控制的“慢变量”影响，由于发达国家老龄化凸显，造成储蓄下降负债率上升，为金融风险的积累创造了条件。人口结构变化的不平衡在我国也日益严重，从这个方面来看，我国在消除金融风险脆弱点的问题上，早作准备就会早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