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考试考前必看申论热点时评:打破公共服务的“身份藩篱”

公务员考试考前必看申论热点时评:打破公共服务的“身份藩篱”

　　对治理者来说，改变公共服务中的“身份藩篱”现象，关键是更新治理理念，把公正、开放、包容的追求放在首位

　　近日的一些新闻，放在一起读别有感触。

　　一类是凸显“门槛”的。在北京，实名出租公共自行车进行试运营，但服务对象须有北京市户口。在杭州，新颁布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条例规定，想申领居住证须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另一类是消除“门槛”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让外来务工人员也有了租住公租房的机会。

　　公共自行车，因为户籍限制，让“公共”有些缩水;流动人口服务管理规定，因为学历限制，让“服务”打了折扣。对此，有网友感叹，租赁保障房都打破户籍限制了，为什么租公共自行车反倒念起了紧箍咒?

　　类似现象在社会生活中还时有所闻。诸如招聘资格、落户限制、就学条件、贵宾席位等，把原本属于共享的公共资源和权益，按照各种身份标签进行再分配，其中暴露的问题值得反思。

　　诚然，由于供需矛盾尖锐、政府财力有限，公共服务均等化要做到人人满意、个个高兴显然并不现实，实现有质量的普惠也需要一个过程，比如北京公共自行车服务系统已经承诺，试运营后会逐步放开，服务对象将由本地人覆盖到外来务工人员乃至旅游人口。但问题在于，只有在公正的治理规则下、公平的资源分配中，人人共享才会有坚实基础。

　　如何把握公共治理中的“公正”?有学者指出，这需要接受“无知之幕”的检验——判断一项决策是否公正，最理想的方式是把大家放到一个幕布后面，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走出这个幕布后是什么角色。这样的好处是，大家不会因为自己的既得利益而给出不公正的意见，也不会去谋求不必要的过多利益，保证最弱势的角色能得到最大可能的保护。

　　走出“幕布”，你可能是本地人，也可能是外地人，可能是大学毕业生，也可能是大字不识一筐的人，这时候，你还会把本市户口作为拿到公共自行车钥匙的条件吗?会把高中学历作为申领居住证的条件吗?这就是转变思维方式带来的观念变化。

　　对治理者来说，改变公共服务中的“身份藩篱”现象，关键是更新治理理念，把公正、开放、包容的追求放在首位，在人们权利意识高涨的背景下寻求新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习惯性地依赖户籍约束、条件准入、区别对待等老办法，换取管理上的“便利”和“效率”。

　　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所有人群，是包容性发展的根本目的。实现这一目的，需要长期的过程，但更需要从一开始就在公平正义、开放共享的轨道上运行，扫除由于区域差别、城乡差距、经济条件等造成的现实障碍，让社会管理者的思维更为开放亲民，让社会成员的心态更为理性豁达。正如北京公共自行车可在全市通存通取，人们期待，用社会公正之轮驱动的公共服务，不断打破身份藩篱，实现全国的“通存通取”。

　　导读：北京东城、朝阳两区的公共自行车18日起开始接受市民办卡。就“试运营阶段办卡暂只限京籍”引发的争议，18日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北京发布”称，因为是先期试运营，系统只能识别北京市二代身份证，面向所有在京朋友开放是下一步工作目标。(6月19日《新京报》)

　　公共自行车与公共汽车一小一大、一靠人力骑行一靠马达驱动，形式迥异，但是二者的本质相同:都是公共交通工具，应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当然，出于公共安全考虑，不适宜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的特殊人群不宜使用。例如严重传染病患者不宜搭乘公共汽车，不会骑车或年龄幼小的儿童不宜使用公共自行车等。除公共安全考虑之外，公共交通工具不应对乘客附加更多限制条件。

　　然而，北京市目前的公共自行车试点运营，却仅接受北京户籍的市民办卡，有“户籍歧视”之嫌。北京市政府新闻办的官方回应，似乎消解了公众的质疑:不是不向非京籍市民开放，而是由于技术原因只能识别北京市二代身份证，下一步就会向所有市民开放。

　　这个解释，并不能令人满意。先来算一笔账，北京市公共自行车试点期间一共投入2000辆，根据计划，今年10月前将增至1万辆。年内，全市预计投入1.5万辆。2015年，全市公共自行车预计总数达到5万辆。同时，2011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突破2000万。简单除法后可知，即使人口不增长，2015年时北京公共自行车与人口的比率是1:400。按照公共自行车运营公司的说法，1:5到1:10的比率“才能获得一个比较好的服务”，那么1:400的比率只能意味着很少有人能租到车。

　　按照这个逻辑推论下去，为了让公共自行车物尽其用，贡献比较好的服务，限制办卡的数量是必然之举。那么，如何保障办卡名额的公正性，又成为摆在政府交通管理部门面前的一道难题。是按需分配?是按收入分配?还是抽签摇号随机分配?最好进行公开听证，听听老百姓的建议。笔者明白，任何一种稀缺资源进行社会范围内的分配时，采取任何标准，都不免为人所诟病。然而我们所永恒追求而无法达到又不断趋近的标准，应是公平正义。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公共自行车无力负担绿色出行、节能减排的替代性交通措施重担，它真正的功能更多是树立一种节能减排理念，起到一种示范效应，号召更多市民骑乘自行车出行。那么作为一种理念号召，如果本身都不能做到公平为先，让人心生怨怼、排斥，又如何号召更多人来加入其中?

　　不患寡而患不均，一车虽小，它却承载着社会公众对公平正义的殷切期望。政府交通管理部门的初衷是好的，然而推出公共自行车之前先一步攻克非京籍身份证办卡难题，减少社会质疑，理应是公共行政决策中优先考虑的社会因素。笔者期待，北京交通管理部门贯彻“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北京精神，努力以身作则，秉持公平正义理念，将公共自行车建设成为倡导“绿色环保”与“同城待遇”的双重示范。

　　用电影向世界讲述真实的中国故事，是消解误读之墙的最好渠道之一

　　对国人来说，电影从来都不仅是一两个小时的光影故事那么简单。看电影曾经是一次体面的约会，也曾标示文艺生活的一种风向。

　　6月24日谢幕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仿佛满足了对电影的一切想象。电影人的盛大约会，上千部中外电影……不单是尖叫着追星的年轻影迷乐此不疲，修复的《十字街头》等经典老片让中老年观众也穿着旗袍、西装走进影院，重温青春梦想。国内第一个国际电影节，世界九大国际电影节之一，亚洲地区最具规模、权威性和影响力……电影属于大众，电影节也是属于大众的节日。

　　然而，电影节也透出一些值得关注的信息。在上千部影片中，中国现实题材的重量级电影付诸阙如。当全世界电影业都面临好莱坞电影冲击，当全世界的电影制片和编导都试图敲响中国市场的阿里巴巴之门，中国人如何做出、能不能做出关注自己国家、自己民族的现实题材影片——这是一个醒目的问号。

　　根据年初的中美电影协议，中国每年将增加进口14部美国大片，美国电影票房分账比例从13%提高到25%。好莱坞影片正挤占着中国影院的空间和资源，也给中国电影制作造成极大压力。当美国人用《拯救大兵瑞恩》、日本人用《永远的三丁目的夕阳》等影片，或强悍或温情地向世界“赤裸裸”地宣说他们的爱国主义之际，中国故事难道只剩下旧俗奇观、武侠大片?

　　海外对中国的了解，曾经是“文革”的“小红书”和“蓝蚂蚁”，是千篇一律的大熊猫和双面绣，是清朝男人的长辫子和女人的小脚，是环境污染和廉价的“中国制造”甚至假冒伪劣……那也是中国，但是过去的中国，和中国的另一面。中国人和中国故事，在很长时间、很大程度上被遮蔽、选择和误读。世界对中国的兴趣与偏见同样强烈。可惜，银幕上不假思索地粉饰与不由自主地妖魔化，都让中国难以真实地呈现在世界面前。用电影来向世界讲述真实的中国故事，是消解误读之墙的最好渠道之一。唯有沟通才能了解，唯有了解才能信任，唯有信任才能合作。

　　要创作出好的故事，让好的故事变成东西方都喜欢的电影语境，这不仅仅是中国电影人的责任。我们有没有一个开放的、宽松的创作环境?我们有没有勇气在惨烈的电影市场大战中鼓励并坚持原创?我们能不能理性直面现实题材的复杂多元，同时又善于感性表达?

　　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观众令人感动的热情告诉我们，要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先要让中国观众认可。他们是最善意也是最有水准的电影观众，他们需要尊重而不是取媚，需要多元而不是杂乱，需要被感动而不是被感化。而这，需要让银幕铺展于这片正发生着复杂而深刻变化的土地，需要让光影呈现出时代悲欢喜怒中最真实的况味。

　　赢得中国故事亲历者的关注与掌声，也必会赢得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