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我们的农民形象塑造形成两种习惯性模式：一种是正面讲述主人公如何在改革与保守或先进与落后等二元对立中凭借忍辱负重、自我牺牲或善良人品等方式化敌为友，赢得村民信赖，取得改革的进展；另一种则是通过主人公的一连串小品化或喜剧化故事去消解矛盾，保持对观众的吸引力。这两种习惯性模式的美学后果在于，农民形象几乎成了一成不变的符号，缺乏应有的丰富性和吸引力，与现实生活存在巨大落差。这种模式是对真实本身的扁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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