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中国古代还是在古希腊，早在公元前若干世纪，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不同地理环境对各人类群体的性情、心理和气质等所产生的不同影响。西方学术界自18世纪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出版以后，普遍重视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地理的重要作用，强调地理环境对人类文明类型和文化模式的重要影响。中国自20世纪初年节译出版《论法的精神》（译名为《万法公理》）后，学术界中以梁启超为首，广泛探讨“地理与文明之关系”，而“地理史观”也一时蔚然成风。

这段文字意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