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瞭望第2期3:农村学前教育之忧
学前教育问题逐渐成为了社会的焦点,从有些地方幼儿园的私立化到目前的逐步公办化,还有些地方实行了幼儿园免费就读政策,因此关于农村学前教育的问题也可能会是各地申论考察的热点:
农村学前教育之忧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周大平
当今农村的学前教育,在几乎是空白状态的西部偏远地区,迫切需要社会公益机构促进改善,在其他市场化幼儿园遍地开花的地区,普遍存在着阻碍发展的两个突出问题,一是纯粹认字、算数的“小学化”,二是没有课程概念的“托管制”;这同样需要社会公益机构整合优质教育资源,按照国家“3~6岁的儿童学习发展指南”推动解决。
西部阳光基金会副秘书长来超认为,未来全国幼儿园的普及和发展应当以农村为重点,而现在学前教育的话语权往往掌握在城市的知识阶层。从推动教育公平出发,更多的社会公益机构应该为学前教育在农村与城市的共同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三年如何见成效
2010年11月21日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简称“国十条”)提出,“将大力发展学前教育作为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的突破口,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民生工程。”这个力度空前的表述,标志着学前教育未来发展基本坐标的确立,此前学前教育以市场化为主导、被整个教育体系边缘化的状况,将在逐步回归公益性定位的过程中,出现一个“儿童优先”的方向性变革。
在年前举办的“农村儿童学前教育探索:公益组织案例分享会”上,奕阳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张守礼说,从“国十条”出台到国家的农村学前教育试点启动,并提出三年要大见成效,感觉这个进程有点快。农村幼儿园的普及和发展是一项巨大的社会工程,会非常坎坷和艰难,即使国家要出钱了或者谁想大干快上了,要达到这个目标也很不容易。
关于学前教育的发展模式,民间机构曾提出过几套改革方案,2010年7月下发至地方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下称“教改纲要”)最终没有采纳义务教育化,而是采取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多元化模式。
张守礼认为,“置身于当今农村幼儿园既过分行政化又过分市场化的局面,公益机构作为政府、市场之外不可或缺的一支重要力量,以其非利益化和非行政化为特性,可能探索出农村幼儿园发展的一种新模式。”
学前教育是一个欠账太多的领域:不少城市“公益园”难进,许多乡镇“公益园”基本空白,这种状况持续较久。如果没有科学的测算和决策过程,又缺乏有效的实践支持,一步迈入“有园就好”的大跃进式发展,就可能较快积累更多的问题。
“农村学前教育不是把孩子塞到一个地方有人看管就完了,”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理事长冯晓霞说,“事实上没有质量的教育对儿童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农村中大量留守儿童的存在、祖孙“隔代教育”的不适应性,都暗示着农村幼儿园发展的现实需求。张守礼2009年在四川看到:许多乡镇市场化的私人幼儿园发展非常快,只要投上几万元,招两个读过书的人看管孩子,收收学费,就有钱赚。这种“自生自灭”的“自发普及”,在与政府追求的公益化、普惠性的普及并行。张守礼忧虑道:“如果政府的普惠性大大落后于市场化的速度,农村学前教育的发展就会走弯路。”
2010年12月14日,江苏兴化市板桥幼儿园发生了7名儿童因上课说话,被该园老师用电熨斗一一烫伤的事件。事发3日后,当地政府在新闻发布会上称,肇事者误以为电熨斗不烫子才吓唬孩子的。有评论说,这种敷衍塞责的解释,反映了一些孩子在幼儿园被伤害的背后是家长难以伸张正义的现实。
“对于任何一项政策,忧思远比赞美更有价值。尤其在眼下学前教育的升温速度超过了它的研究者和实践者的预期时。”张守礼认为,教育改革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三元社会的问题,即农民,城市居民、大量不能转为城市居民的农村流动人口,这个三元化结构的分裂造成很多的教育不公平,而相应的社会治理模式缺失,又指望消除教育的种种不平等,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思路。
有专家提出,国家须明确学前教育要达到的是高质量普及,还是中等质量普及,或是“有园就好”的低质量普及,这些事关各级财政的投入力度,还涉及学前教育的专业性、文化性、公共性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在农村幼儿园体现。
冯晓霞说,国外大量的实践已经表明,如果没有在前期通过坚实的研究建立一系列的质量监管标准,不仅国家购买服务无法落实,财政投入也会“扔到水里听不到响声”。
学前教育还可以这样教
学界有一个观点认为,城市有很多资源,孩子可以在游戏中学;农村孩子整天玩泥巴,就不需要游戏了,而需要认字、读书、算数。
“其实并不如此。”冯晓霞说,“我们在北京追踪调查外来打工者的孩子与户籍市民中文化层次较高者的孩子上小学后的差距。他们到了二、三年级;原先农村孩子认字少、城市孩子认字多的差距就抹平了。上了小学,真正阻碍农村孩子发展的是在学前没有养成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品质,比如上课坐不住,比如不能用智力(一些基本的推理)解决数学中的简单问题。这些孩子的问题不是会不会背‘乘法表’之类。”事业单位招聘考试网
来超特别提到农村学前教育与新课改的关系:“新课改中的小学教材基本上是为有三年学前教育基础的孩子设计的,而且没有‘农村版’,也就是说农村儿童使用的教材与城市儿童一致,所以农村儿童迫切需要学前教育的普及。”
汶川地震后,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组织100多名教师和三个流动幼儿园大篷车,在绵竹、汶川、什邡等地开展了幼儿心灵抚慰活动,主要目标就是带给孩子快乐,让孩子重新获得安全感。研究会同时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对当地农村幼儿老师进行了以幼儿园课程重建为核心的专业培训。
冯晓霞介绍道:“我们的团队对1400多名家长作了问卷调查,了解孩子的一些行为有什么不同。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运用多年的经验,充分考虑了震后的情形和儿童的特点,在活动形式和内容方面作了很多调整,同时也展示了一个优质的学前教育是什么样子。不少农村家长第一次看到了学前教育还可以这样教,他们的孩子原来不愿意上学前班,因为一天到晚就是教认字、写字、背儿歌。孩子上了我们的幼儿园后,就是下大雨都让家长带着来。”
两个半月的时间,接受心灵抚慰的幼儿近1.4万人次,接受培训的一线幼儿教师有1500多名。老师们学会了怎样利用当地资源和废旧材料自制玩具、教具,还学会了怎样带孩子们做生动有趣的游戏。有些教师走进培训现场时紧锁愁眉,甚至连最基本的技能,比如伴随乐声边唱边做动作的“律动”都不会,几天培训后,她们的脸上都有了笑容。后来,一些县市教育部门的教师培训任务也交给了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www.shiyebian.net
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尝试过农村学前教育的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教授张燕,从2004年起,又带领她的团队在北京办起了一个四环游戏小组,探索都市里的农民工孩子的学前教育。近日,这个小组整理出非正规学前教育的教师手册及家长读本,内容拿来就可以用,没有学院派色彩,非常贴近普通人。
“农村学前教育要有自己的特点,不应以城市的正规幼儿园做参照,”张燕认为,现在的城市化充斥着越来越多的钢筋水泥,越来越远离自然,农村恰恰有城里没有的自然环境,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农村独特的资源优势。
还有学者指出,政府以大量财力兴办农村公办园,方向应该是扩大学前教育覆盖面,为农村孩子提供均等化、优质化的学前教育服务。而且,幼儿园不是越大越好。政府不应给幼儿园下达教学指标,复制应试模式,学前教育不能是应试教育的“预科班”。
“就保育、看护、兴趣开发这三大功能而言,如何用相对简易的方式把一些学前班和托儿所,转化为适宜孩子快乐健康成长、得到家长信任的标准化幼儿园,需要所有的探索者具备很强的专业性。”来超说,“起码要让孩子们知道了‘课程’的概念,上课有上课的规矩,游戏有游戏的玩法,他们上小学的时候就能进入一个应该有的状态中。
在行政与市场之间
“非义务化的学前教育普及,必须有多元主体参与,包括政府的公办园、市场化的私立园、社会公益机构办的‘民非园’(民办非盈利园的简称)。”张守礼认为,如何把多元进行科学的分类、监管和评议,是对政府有效治理的极大挑战,目前这方面的成功例子还很少。其次,在政府刚性的行政化普及和市场的自发普及之间,社会公益机构办园还很难找到一个真正的平衡,而缺乏对“民非园”的规划管理,同样会造成新的矛盾。
冯晓霞说,目前农村幼儿园最主要的问题是培养大批合格的幼儿教师。据她调查,农村幼儿园中相当一批教师没有教师资格证,从未受过专业训练。一些有职业学校毕业证的,没学过学前教育专业,相关知识技能也非常缺乏,甚至对幼儿园应该教什么、怎样教都知之甚少。另外,一些小学转岗教师同样不具备这方面知识和能力,导致了学前教育严重的小学化倾向。
冯晓霞建议,国务院应设国家农村学前教育师资专项经费。她说:“‘教改纲要’中有一个推动中西部农村学前教育的项目,其中比较大的问题是基本经费预算不含人的费用。我们都知道项目经费中最主要的开支就是参加这个项目的教师费用,尽管不能给这些教师转成公办,起码也要认定他们是这个国家项目的雇员。”
“教改纲要”中有一个未来五年对幼儿园园长和教师培训一遍的要求。冯晓霞认为,只有把一个符合儿童发展水平的优质教育示范展现出来,农村幼儿园的教师和家长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读、写、算不属于学前教育”的道理。冯晓霞多次向官方建议“应该对幼儿园进行分类指导”,比如有些幼儿园已经获得安全证、卫生证,只是人均面积还不达标,政府对于这种“推一推就下去,拉一拉就上来”的民办园,应该拉一把,而不能只奖励那些好的。
西部阳光基金会做的幼儿园项目都是只提供前期投入,即把6万元的启动资金用于一个幼儿园的硬化路面、购置设备和培训教师,一年后幼儿园要完全自负盈亏,一学期(4个多月)收费120元至280元。这种幼儿园模式要持续下去,得到家长的认可很重要。
“我们通过家访,让家长先简单地了解幼儿园,再请家长参与幼儿园的活动,使家长们通过家园互动获得必要的养育知识。”来超说,“幼儿园在农村承载着很重的社区功能,我们希望家长做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就从他们的孩子开始。”
(文见《瞭望新闻周刊》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