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典籍的解读和研究中，无论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在古代乃至近代早期大多以训诂的方法为主；近代晚期和现代以来，在训诂方法的基础上，研究者又采用了“比较、实证、结构”等方法。以上的解读方法，虽推动了古籍研究的进步，但带来的问题也有目共睹，比如对文本的主题、原意、基本思想、基本概念及其关系的把握等难以形成令人信服的结论。笔者认为，正确解读不仅应建立在大量原始资料的挖掘、复原上，同时还应建立在正确而有效的解读原则和方法的利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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