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申论热点【社会管理问题5】：社会力量有序“自组织”
顺应社会自我发育的必然趋势，人民群众永远是最可相信的坚定力量
2010年11月21日，上海的余姚路、胶州路成了一片白色花海。这一天，是上海“11·15”特大火灾遇难者的“头七”之日。清晨起，10万群众自发从四面八方赶到火灾现场，举行公祭。交响乐团举行义演、街边的美发店也传出悲悯的“大悲咒”。上海的党政领导也到场致哀。全上海甚至全国民众对于火灾遇难者的哀悼借此得以宣泄。一场规模如此巨大的公祭，让人们看到了社会普通民众自发组织的力量。
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已经从过去与传统政治体制高度一体逐渐走向独立。分析近年来的各类产生正、负面影响的群体性事件，本刊记者发现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即基层群众通过社会“自组织”的方式来表达诉求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党的群众工作必须正视这一发展动向并主动作出调整，发现需求、满足需求、引导需求，加大政府哺育力度，支持社会自我发育。
包括上海大火公祭在内的众多事实证明，只要将群众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体制外的社会“自组织”同样能够成为新时期党的群众路线以及社会管理体制的有益补充。
社会“自组织”挑战传统体制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通过一系列政策把社会整合起来，从而实现对社会的有效而统一的管理。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随着社会群体和所有制形式的多元化，单位、村(居)委会等传统体制对公民个人的约束力越来越小。相应地，他们“代言”群众、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相对削弱。
上海大学副校长李友梅教授对本刊记者说：“现在问老百姓，遇到不公正待遇应该找谁?既不会找单位，也不会找(村)居委会，往往直接找政府部门信访，信访无门，那就进行社会‘自组织’，‘集体散步’、静坐、网上发帖、微博直播，甚至发展到群体性事件。”
专家分析认为，除涉日游行、抵制“家乐福”等因爱国主义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外，大多数的社会“自组织”事件往往以组织者和参与者的特定利益面临重新调整为导火线。本刊记者在调研多起群体性事件后发现，当前一些基层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和权威性都面临着社会“自组织”的挑战。
地方政府所做的有利于老百姓的就能得到支持;相反地，如果政府决策让部分群众有了“被剥夺”的感觉，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社会“自组织”的动员中心，一个信号出去就可以动员起来，事件如果在初期没有得到及时处置，还将引来部分无直接利害关系但同样对自身境遇不太满意的群众的参与，导致事态不断扩大。
一些基层干部的群众观念不强，群众作风不够扎实，则往往成为社会“自组织”现象的“助燃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副院长王金定教授说，当前部分基层干部的生活圈几乎与老百姓绝缘。他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对一些群众的生活艰难缺乏切肤之痛。这些局限，令他们以个人的体验代替群众的感知，以发展的艰难作为难以解决民生困苦的托词，以过高的利益诉求掩盖群众工作的不力，以舆论的炒作回避对工作过失坦诚的检讨。
回应社会“自组织”诉求
近年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增强群众观念，对于社会“自组织”趋势，一些地方政府不再将其放在工作的“对立面”上，而是通过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将其作为更加尊重群众意愿，更快回应群众关切，更好满足群众需求的有益补充渠道，回应社会“自组织”诉求。
拥有138万人口的深圳市南山区是初步达到现代化水平的区域，2006年人均GDP已达2万美元以上，集聚深圳70%的硕士学历以上人才。但是这一高增长、高学历地区过去却是一个矛盾多发区。2000年以来，围绕住宅而引发的物业纠纷与业主维权事件此起彼伏。
2004年发生的“鼎太风华事件”中，维权业主先后6次围堵市、区主干道，并多次到政府门口集体静坐请愿，每次参与的业主都在200人以上。此后发生的“西部通道事件”中，沿线业主举行4次游行示威活动，业主自发募集的维权基金就达150多万元，用于聘请律师、环评专家与政府谈判和对话。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黄卫平教授分析，深圳市南山区过去所发生的这一系列业主维权行动，是典型的社会“自组织”行动，也是当前群众工作所面临的突出难点。现有行政体制无法完全满足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需求，是滋生社会“自组织”倾向的土壤。因此当前对于社会“自组织”的态度不应当是阻止，而应重在引导，通过嵌入、吸纳、参与等方式，使社会“自组织”行为成为新时期群众工作的新渠道。
从2007年起，南山区号召全区党员和公职人员在所在的社区、小区和楼栋“浮出水面、亮出身份”，推动他们参与竞选楼栋长、业主委员会主任及成员，两年间党员和公职人员担任业委会委员的比例从23%提高到44%，成为社区利益的有序传递者和社区稳定的维护者。此后，南山区的社会矛盾大为缓解，大规模的游行、上访、堵路等行为基本消失，业主开始通过协商、谈判、法律途径维权。
无论是深圳“南山模式”，还是四川“高坪模式”、北京“东城模式”、浙江宁波“海曙模式”，背后都有着相似的逻辑：党和政府组织执政资源嵌入城市社区和农村中，代表民意、整合利益、引领社会;建立畅通的表达渠道和有效的吸纳机制，将群众利益诉求吸纳到体制内释放，实现公民自主参与的有序化;通过创新基层党建与基层民主的路径，鼓励居民自治，构建起党和政府主导下的群众权益维护机制，实现社会有序“自组织”。
“伙伴”还是“伙计”
社会组织是吸纳社会“自组织”诉求最为有效的途径。当前社会事务纷繁复杂，社会问题各式各样，社会需求千差万别，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政府早已无法负荷“完全包管”的社会管理方式。
志愿者、民间组织、社区等社会力量融入社会管理已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社会组织能在司法、教育、卫生、社会保障、老年人服务、家庭服务、外来务工人员服务、少数民族与宗教人士服务等方面有所作为也已成为共识，那为什么当前国内的社会组织总是举步维艰呢?
本刊记者调研发现，当前至少有三大瓶颈制约着国内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首先是税负较重，目前绝大多数社会组织还不能像民办学校、民营医院那样得到政府更有力的支持，在税收上与企业一样根据账户余额征收所得税和5.5%的营业税，而对这些社会公益组织来说，由于很多服务都是跨年度、长周期的项目，账面年度盈余往往都要预备支出，因此财务压力极大。
其次，社会工作人才数量少、薪酬低、队伍不稳定，即使是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社会工作人才的数量较之于发达国家和地区仍然偏少，而且由于薪酬偏低，职业吸引力不强，社会对社工的认知度低，专业人员流失现象也比较严重。
再有，基层政府往往对社会工作重视不够、认识不到位，有的基层干部仍然将社会组织定位为“二政府”，甚至认为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就是另一种形式的“花钱买太平”，把社会组织看成了“伙计”、“雇员”，而不是平等合作的“伙伴”。
针对上述局面，国内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新的探索。最早在国内开展社会工作职业化的上海浦东新区，近年来以培育发展为基础、以提升能力为核心、以管理服务为手段，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发挥作用，如今已有近1500家社会组织，专业社工机构达到26家，具有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社会工作者1500人。浦东新区民政局局长顾云豪说：“发现需求、满足需求、引导需求，是浦东发展壮大社会组织最重要的经验。”
走进上海浦东新区峨山路618号，由老工厂改造而成的办公楼充满着“LOFT”(阁楼)的气息，门口挂着一块醒目的招牌：“浦东公益服务园”。在这里，孵化器这种培育中小型科技企业的成熟模式被套用到社会组织的培育中，处于草创阶段但具有良好发展势头的小型公益组织，同样能够享受到孵化器的阳光雨露，入驻3年免租金。
优惠而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换来了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2010年年底，一批6家由浦东公益服务园培育的公益组织正式“孵化出壳”，分别涉及社区影像、青少年教育、社区艺术、流浪动物问题以及不同人群代际融合等服务领域。3年来累计已有21家公益组织从这里成长起来，目前还有19家公益组织正在孵化之中。
这些公益机构的创始人，既充满理想又不乏行动能力。首批孵化机构“多背一公斤”的创始人余志海原先就职于通信及IT行业，对旅游的热爱让他走遍西南大部分地区，也看到了农村教育的落后状况。
2006年，余志海辞职后专门领导和运作“多背一公斤”组织，鼓励让每个人通过简单易行的小行动联结起来，以大众参与的形式改善乡村教育。如今，“多背一公斤”已经成为全国知名的公益组织，许多人都通过这个平台发现和分享乡村学校信息，为乡村学校设计服务方案或组织活动，以自发、自组织的形式为乡村学校带来持续的服务。
“公益服务园让我的理想有了可以安放的地方。”2010年年底刚刚“出壳”的禾邻社区艺术实践社创始人卢璐说。这位复旦大学毕业生，曾在英国拿到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戏剧与剧场系硕士学位。
卢璐希望通过艺术家社区驻留计划、社区艺术课堂等项目，以剧场模式重新发现社区本土文化的价值，从而打破社区内不同人群之间的隔阂，促进社区居民的融合，并提升外来人员对城市社区的认同感。
在基层的每一次采访，本刊记者都深深感受到蕴藏在普通民众中的生机和力量，尤其是在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的筹备和举办过程中，各方都见证了群众发自肺腑的理解支持能够创造何等的奇迹!
人民群众永远是最可相信的坚定力量，新形势下创造更多行之有效的方式和渠道，引导社会实现有序“自组织”，各级党委政府才能更加尊重群众意愿，更快回应群众关切，满足群众需求。□
